“航天四老”：中国航天事业永远的丰碑
中国航天事业自起步至今，历经六十余年发展，涌现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人物。从最普通的基层人员，到享誉世界的权威专家；从驻守西北边陲数十年的基地拓荒者，到散布全国各地几十载的系统创建人；从已然为事业奉献一生的老将，到刚刚因理想加入大军的新兵……他们，凭借着坚毅、执着和勤劳的秉性与品格，以及对事业本身的无限热爱，共同铸就了如今中国航天事业傲人的辉煌。
“航天四老”，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航天元勋。同时，他们又因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了无比巨大的贡献而在航天界威望极高。可是，岁月不饶人，生命终有逝，随着近日任新民的离世，“航天四老”走完了他们“丰碑”一般不平凡的人生旅程。
任新民：“我一辈子只干了这么一件事”
1962年3月21日，中国科学家独立研制的首枚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发射在即，担任副总设计师的任新民心中忐忑。毕竟，对于在条件极其艰难的环境中起步不久的中国导弹和航天事业而言，每一次的发射都意义非凡。
然而，好事多磨，这次发射偏偏就因为火箭故障而导致任务失败，任新民在瞬间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作为一名曾跟钱学森一样，漂洋过海喝过洋墨水，而且也在美国的大学执教过的工程力学专家，任新民在50年代后期中国航天事业起步开始，就作出了巨大贡献。
1949年8月，从美国密歇根大学博士毕业不久的任新民，被法布罗大学机械工程系聘任为讲师还不到一年，就在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曙光吸引下，几经周折后顺利回到了祖国。后来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任教。1956年8月，任新民被钱学森亲自点名奉调北京，参与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筹建工作，自此他便与中国航天事业紧紧联系在了起，此生再也没有分开。
在“东风一号”任务时，任新民就是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担任设计部主任和型号副总设计师，带领着一群年轻的科技骨干，一边学习、一边研究、一边设计，成功研制了火箭发动机，搭建了试验平台，并在1960年3月试验成功。
到了此次“东风二号”任务，任新民依然肩挑大任，担当副总设计师，主要工作也是负责火箭发动机的研制。经过一次次的试验后，火箭发动机终于可以用于发射任务了，可是却在任务真正开始时，遭遇了人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失败。
世上所有的成功，都是由失败铺垫出来的，尤其是高风险的职业，失败在所难免。关键是，在遇到失败后，要能够想办法找到问题症结，追本溯源，避免再次失败。1962年的这个春夏两季，任新民和其他试验队员一样，过得一点儿都不轻松。任务失败的阴影一直笼罩在他的心上，作为火箭发动机研制主帅，下一步要寻找和解决问题的压力也不小。
任新民时刻记着聂荣臻元帅曾在试验期间鼓励他的那句话：“最困难的时候，也就是即将成功的时刻。”他坚信只要勇于面对困难，下一次的发射就一定会成功。
任务失败后，任新民带领大家在一堆废墟中找到了火箭残骸。接下来，他们的任务是面对那些金属废片，认真寻觅和研究……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他们不但发现了问题，而且解决了发动机燃烧不稳定的情况，设计研制了全新的发动机。与此同时，其他系统的科研人员也没闲着，都对各自系统进行了全面检查，找出了有可能影响任务的很多细节问题。
1964年6月29日，新的“东风二号”导弹再次冲天而起，一切程序都与两年多前一样，唯一不同的是，这一次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就在很多人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任新民的脑海里已经有了新的想法：继续在火箭发动机上下功夫，研制推力更大的火箭，以便能够发送射程更远的导弹。
1966年5月，我国首颗人造卫星的名称经国防科委、中科院和第七机械工业部（是当时负责国家航天工业的重要部门）等部门商议后，拟定为“东方红一号”；12月，名称得到正式确认。与此同时，用来发射“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的运载火箭“长征一号”也紧锣密鼓地开始了研制。与此前的“东风”导弹任务一样，火箭专家任新民又挑起了“长征一号”火箭的研制重任，被任命为总设计师。此时，他担任的主要职务是第七机械工业部第一分院的副院长。经过几年的研究试验和技术总结，以任新民为首的中国火箭专家已经取得了很多方面的技术突破，比如多级火箭组合技术、二级火箭高空点火技术、火箭级间分离技术等等。“长征一号”是在原来两级火箭的基础上，新增加第三级固体火箭，这也正是任新民等专家在“人造卫星计划”中需攻克的主要任务。
1970年4月24日，不仅是中国航天史上辉煌的一天，也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意义重大的日子。当晚9时35分，随着一声巨响，“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搭载“东方红一号”科学探测卫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2号发射台升空，13分钟后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一曲《东方红》瞬间响彻了星空。任新民陪同七机部副部长兼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钱学森等重要领导与专家，亲自见证了此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航天发射任务。他心里清楚，自此世界上继苏联、美国、法国和日本之后，第五个具备独立研制与发射卫星能力的国家诞生了，这不光是航天科技层面取得的成绩，更具有政治层面的意义。望着周围与自己同甘共苦十多年，齐心致力于航天事业的同伴们，任新民眼眶湿润了。
文革后期，中国航天发展通信卫星工程的任务拉开，火箭专家任新民与诸多航天专家一起，参与制定了《关于发展中国通信卫星工程的报告》，并被任命为卫星通信工程总设计师，成为通信卫星工程最重要的科技专家和负责人之一，为国家通信卫星事业的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八十年代中期，我国第一颗地球同步卫星成功发射，举国欢庆。但很少有人知道，执行这次发射任务的“长征三号”火箭第三级使用了氢氧发动机，而这正是在任新民的坚持和对诸多专家的说服下首次成功应用。
随着航天事业的发展，“载人航天”在经历了“曙光任务”的初步尝试和最终下马以后，再次成为航天界考虑的重要话题，而任新民正是在1985年7月召开的中国首届太空站研讨会上将“载人航天”话题提上议事日程的重量级航天专家之一。30多年后的今天，当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已经历6次成功发射，将11位航天员成功送上太空并安全返回后，每一位航天人都不会忘记任新民当初的努力。
1990年12月，当时的航空航天部成立了载人航天工程领导小组，时年75岁的任新民受邀担任首席顾问。一年多后，代号为“921”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立项，几近耄耋之年的任新民丝毫没有放下对航天事业的执着与热情，依然风雨无阻地奔波于重大技术难题研讨会和评审会现场。有次，任新民参加会议时，被工作人员拦在了会场外，原因是年轻人们根本没有想到，这位看上去毫不起眼，如邻家大爷一般的老人，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任新民。
1999年，任新民与其他23位卓越的航天科学家一起，被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苍苍白发，赤子之心，每一次飞船发射，任新民都会亲临现场，似乎恨不能紧盯载人航天事业前行的每一步。2003年10月中旬，中国首次载人航天任务“神舟五号”发射时，已是88岁高龄的任新民不顾西北的荒凉与寒冷，亲自到达酒泉目送火箭飞入天际。当记者的话筒递到这位功勋元老面前时，他只说了一句：“好，好啊，非常好。”此时的任老心中必定是百感交集的。从中国航天事业起步，到此时此刻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任新民最清楚其中的艰辛与不易。
近几年，任新民虽然早已从航天岗位上退了下来，但他始终没有放下对航天事业的关注。2016年11月，“大火箭…‘长征五号”成功飞天后，年过百岁的任新民激动不已，颤抖着右手写下了“祝贺长征五号首飞成功”的祝福语。作为中国最有分量的火箭专家，他与火箭的感情无人可以真正体会。
长江后浪推前浪，如今中国航天事业各系统总设计师的岗位上，早已都是任新民的学生和后辈，而他自己也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总总师”。航天一生，荣耀无数，可任新民却说：“我一辈子只干了这么一件事，‘总总师’这个美誉只是大家一时的玩笑而已，都已经过去了，现在是年轻人的天下。”
2017年2月12日，102岁的任新民永远合上了双眼。他留给航天人的“巨大财富”，需要后辈们慢慢体会。
黄纬禄：“雷震海天”的航天巨匠
2016年4月，东南大学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两弹一星”元勋黄纬禄的家人捐赠的他的一批遗物。其中有一本全英文工整记录的学习笔记瞬间红遍网络，使人们看到了这位几十年前的“超级学霸”的治学风采。
黄纬禄，1936年考入东南大学的前身－－国立中央大学工学院，毕业五年后，考入英国伦敦大学帝国学院，并在1947年获得硕士学位后回国。此时的黄纬禄绝对想不到，自己在几十年后会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重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
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航天事业起步后，面对火箭技术一穷二白的现实，黄纬禄带领年轻的科研团队，通过不懈努力，相继攻克了与火箭控制系统有关的一系列难题，突破了我国液体燃料火箭控制系统从仿制到自行设计的大关，使我国液体燃料火箭控制技术有了质的飞跃。60年代，黄纬禄与众多科学家一起，继续为中国国防事业而奋斗。他们在西方科学界的嘲笑声中，仅用两年多时间，就创造了火箭搭载原子弹在预定地点爆炸的奇迹。西方媒体当时给出的评论是：“这像神话一样不可思议。”其中，无线电专家黄纬禄仍然作为火箭控制系统的攻关负责人，为此次突破“有弹无枪”现实的划时代发射立下了汗马功劳。
1982年10月12日，一枚代号为“巨浪一号”的火箭在太平洋上成功发射，雷震海天。中国自此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潜艇水下发射核导弹能力的国家，而它的“技术核心人物”正是黄纬禄。
其实从七十年代开始，我国水下发射火箭的技术就已经进入了如火如荼的科研攻关阶段。当时，一没有可供参考和研究的实物，二没有可供借鉴和学习的资料，总设计师黄纬禄领导着科研人员通过十多年努力，突破了水下发射技术和火箭固体发动机研制技术，成功研制出了让世界为之一惊的“巨浪一号”。
“巨浪号”属于潜地导弹，是由潜水艇在水下发射来攻击地面固定目标的战略导弹，是当代世界战略核力量中生存能力最强的武器。因此，它的研制成功，不光对提升航天技术有着重要意义，而且为增强我国国防力量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更令人惊叹的是，黄纬禄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一弹两用”的设想：通过对一些科研问题的解决，将“巨浪号”搬到陆地上来，它就会成为一枚陆基机动固体战略导弹。
项目成功后，自然会有荣耀，但在攻关过程中，遇到的艰辛与磨难却是他人无法想象的。历经数十个月、横跨19个省区、沟通10个工业部门、联络5个研究机构、涉及3个研制基地、协同多达109个参研单位……黄纬禄这位“老总”要解决的问题实在太多，要打的交道实在繁杂，质疑、反对和漠视的声音此起彼伏，甚至还遇到过被人指着鼻子刁难的情形。面对艰难挫折，黄纬禄练就了身超强的应对本领，不管风吹雨打，我自稳若磐石。唯能如此，才可成就中国国防和航天事业的坚实堡垒。
“有问题共同商量，有困难共同克服，有余量共同掌握，有风险共同承担。”黄纬禄带领团队研制“巨浪号”的过程中，提出了后来被无数航天人奉为金科玉律的“四共同”理念。它正是黄纬禄一生事业观和人生观的写照。据说有一次，已经装载于发射塔架的火箭，因为仪器故障而需要维修。在寒冬腊月的荒凉基地，黄纬禄不顾火箭中自毁系统随时可能出现问题的巨大危险，登上塔架，亲自盯着维修工人“高空作业”。他对工人说：“我相信你能完成任务，我陪着你。”
“巨浪一号”成功发射后，举世瞩目。国内外都将关注的眼球盯在了这颗了不起的庞然大物上，很少有人知道，黄纬禄在此之前因为劳碌过度而消瘦了十多斤。有人开玩笑说：“黄总是把自己的肉补贴给了‘巨浪’。”爱箭如子的黄纬禄讪讪一笑，他喜欢这样的“赞扬”。
1999年，“雷震海天”的航天巨匠黄纬禄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实至名归。此后，80多岁的黄纬禄并未闲着，一直为中国航天事业做着“高级技术顾问”的工作，把家当作另一个办公室，继续发挥余热。
2009年，“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逝世后，黄纬禄发表纪念文章，其中写道：“斯人已逝，音容宛在……感觉他并未离开，他永远活在我们心里』”两年后的11月23日，黄纬禄去世，享年95岁。中国航天人同样可以用这些话来表达对他的怀念：“感觉他并未离开，他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屠守锷：推动捆绑技术的火箭达人
屠守锷走进航天领域，既像个意外，又充满了必然。
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华期间，不到20岁的青年屠守锷在上海游学。有一年冬天，父亲从浙江南浔老家来接他回家过年。没想到行至途中，遇到了几十架日本飞机轰炸。在雨点般的炸弹中侥幸逃生后，满腔抱负的屠守锷悲愤地立下了终生志愿，要亲手参与制造出中国自己的飞机，将侵略者赶出国门。
一个看似宏大的抱负，通过屠守锷的坚定努力，在十多年后竟然真的实现了。
1936年，屠守锷考取清华大学机械系；两年后，当清华大学刚成立航空系，他就毫不犹豫地转了过来。清华毕业后，获得赴美公费留学资格的屠守锷，考入麻省理工学院，继续向着自己当初的梦想踏实前行。抗战胜利后，已在美国东部从事了两年航空方面工作的屠守锷，毅然横穿北美洲，跨越太平洋，回到了百废待兴的祖国。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家各项事业的开建，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屠守锷在航空方面拓展出了自己的一片天空。然而到了1957年，国家航天事业起步，聂荣臻元帅亲自挑选人才，共同组建未来航天事业的生力军，屠守锷就在受邀之列。从航空到航天，屠守锷向自己和他人说出的理由是：祖国需要。
初入航天，面对一片空白的国家基础，负责研究火箭结构强度与环境条件的屠守锷感受到了莫大的压力。与我国航天初创期的其他航天科学家们一样，屠守锷一边搞研究、一边带学生、一边搜集资料－20世纪60年代末，当苏联撤走全部援助专家后，面对那些残缺不全的航天“骨架”和无数疑虑和消极的人们，屠守锷很平静：“他们能做到的，我们也一定能做到。”
从制订最基本的技术文件，到后来颇有名气的“八年四弹”规划，屠守锷与其他专家一起，为中国后续的火箭项目摸索出了大量标准化方案和途径，对导弹和火箭技术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62年，中国自行设计研制的首枚中近程火箭发射失败，屠守锷临危受命，担纲负责人，在鼓舞士气的同时，带领科研团队攻坚克难。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此后连续近十次的发射中，这种火箭再未失败。
投身航天几十年，屠守锷不知“总师”了多少次型号任务，但大大提升了他世界性声誉的非“长二捆”（长征二号捆绑式火箭）莫属。
当捆绑式火箭已经深入民心后，“长二捆”看似只比常规形状的火箭多了几个助推器而已，但从最初的提出、设计、试验，到最终成功执行任务，并逐步成为我国航天事业中最重要的航天运载工具之一时，再回头来看它的“横空出世”，简直堪称奇迹。
70年代后期，当航天事业发展到重要时期后，由于技术等方面的原因，研制更大推力的火箭既是现实的需要，又是巨大的瓶颈。以总设计师屠守锷为代表的专家团队，开创性地提出了“捆绑式火箭”的设想。在技术亟待突破、资金相对缺乏、时间比较紧迫的条件下，这设想的提出不仅能够更容易解决这些问题，而且在安全性上还自有优势。不管从哪角度来看，屠守锷发展“捆绑式火箭”的理念，都是当时大型运载火箭的最佳途径。
其后，中国航天首次以“长征二号”丙火箭为芯级，将4个液体燃料助推器捆绑其上，实现了完美亮相。它的近地轨道运载能力比没有捆绑助推器的火箭大约提高了3倍，这是“质”的突破。不久后，这种火箭以“长征二号”E为型号，开始了为中国航天事业的服役生涯。“长二捆”的俗称也随之风靡开来。
总设计师屠守锷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起那段时光，18个月完成研制任务，并且成功首飞，艰辛自不必说，但其中的自豪也是最宝贵的财富。
当“长二捆”首飞成功后，欧美媒体的各类报道铺天盖地，对中国航天人的创新性给予了很大赞赏，而屠守锷这位实力派航天达人也越发受到世界航天界的敬仰。
纵观后半生，屠守锷始终在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尽职尽责。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在2003年失事后，举世悲痛。86岁高龄的屠守锷在惋惜之余，叮嘱中国航天界：“人类探索太空的旅程充满艰险，发生事故在所难免，但事故并不能阻挡人类开发太空的脚步。”这份信心，这份责任，这份执着的追求，体现着中国老辈航天人最真实而神圣的精神与理想。
1999年，屠守锷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2年12月15日，继”航天四老“中的梁守槃和黄纬禄之后，对我国导弹与火箭总体技术理论研究与工程实践工作、对解决航天重大关键技术问题、对决策和组织实施大型航天工程方案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屠守锷院士也带着对中国未来航天事业的殷殷期待而撒手人寰，但“屠守锷”这个名字和他所代表的精神与力量却永存史册。
梁守槃：将想象化为现实的航天巨擘
在“航天四老”中，被尊为“海防导弹之父”的梁守槃是最早离世的航天巨擘。
梁守槃，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专家之一，著名火箭专家。1937年6月毕业于清华大学，1938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留学，获航空工程硕士学位。1940年回国，先后在西南联合大学、航空发动机制造厂浙江大学、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等航天教育或航空科研机构工作。1956年中国航天事业起步时，调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开始了航天事业的伟大生涯。2009年9月5日于北京逝世，享年93岁。一生为国，一心向天，梁守槃创造了独属于自己的太空梦想。
1984年10月1日，当雄壮的中国导弹方阵走过天安门广场时，从世界各国前来参加我国国庆35周年的外国专家们立刻惊呼了起来，因为他们看到了由总设计师梁守槃主导研制的中国最新一代的反舰导弹“鹰击八号”。此时的梁守槃，已是拥有世界级声誉的航天专家。
时间追溯到1956年，就像屠守锷等一大批科学家一样，梁守槃也受中央邀请，赶赴北京为中国航天事业搭桥铺路。经过几十个小时的列车劳顿，梁守槃回到了已阔别二十年的北京。10月上甸，梁守槃被任命主导导弹发动机的研制。
在很多人看来，梁守槃是个异于常人的人。中国航天事业起步的那个年代，无论哪一系统哪个方面都完全空白，基本上全都需要专家们凭借自己的所学和研究，以及对美俄等国外技术的借鉴学习，做出从零到万的成绩。在与外国专家合作时，“怪人”梁守槃的想法层出不穷，很多时候都让颐指气使、优越感十足的外国专家摸不着头脑，但又不得不佩服他的见识、学识、创造力和想象力。
60年代初，仿制苏联的中国导弹研制完成，但在燃料使用上，中外专家出现了分歧。苏联专家一致认为，中国自己的燃料不达标不合格，不能用于导弹的首次发射试验，但又以种种理由推脱而迟迟不提供燃料。与此同时，以梁守槃为代表的一些中国专家却始终对国产燃料持有信心。在这种看似学术却极具政治色彩的争执中，梁守槃“独来独往”，一门心思投入到对国产燃料使用可行性的论证当中，而且最终给出了坚持己见的理由。
不成想这一争论还没真正出现结果，苏联专家就接到命令，陆续撤出了中国。梁守槃等国内专家的意见最终被采纳。不久后，用国产燃料推进的P－2仿制导弹成功升空。可是，在这次发射任务实施的当口上，梁守槃却被排除在外。原因很简单，梁守槃作为美国海归，此时他的直系亲属全部还在国外，所以不适合直接参与负责如此重大的任务，所以在发射前被调离到了其他研究机构。
政治气候逐步缓和后，梁守槃因为实力出众而得到重用，负责火箭发动机研究等重要工作。随着国防和航天事业的慢慢展开，海防导弹的研制任务也提上了日程。梁守槃所在的航天三院与另外一家兄弟研究院展开“竞争”，分别研制“海鹰”号导弹。
1966年，当对方的“海鹰一号”在接连几次失败后，梁守槃提出对发射塔架的导轨进行简单改造。很多人对他的提议有所怀疑，可最终发射成功的事实证明，梁守槃的提议完全正确，原因只在于参照国外塔架设计上的一个小异处。其后，航天三院的“海鹰二号”在改造过的发射塔架上接连发射成功，无数航天人对梁守槃不拘一格的科研理念有了新的认识。照猫画虎，这是梁守槃最不愿意看到的。“海防导弹之父”，也成了国人送给梁守槃最实至名归的尊号。
此后几十年，无论梁守槃担任总设计师的哪一项任务，都能完全而深刻地反映出他独到的见识与扎实的理论基础。“鹰击八号”便是其中之一。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中国导弹和航天事业在发展过程中，承受了多少来自国内外的舆论压力，连梁守槃也无法说清。有一次，在澳大利亚举办的国际展览会上，外国专家当众对中国自主研制的“鹰击八号”提出异议，有人毫无道理地指责说它是仿照法国“飞鱼”导弹的产物，而总设计师梁守槃却用一口流利的英语镇定自若地回复对方：“我们中国自主研制的海防导弹，比你们提到的法国‘飞鱼’得更远。”
外国专家对中国的科研成果提出质疑，完全是因为对中国科学家的不相信，对中国当时科技实力的怀疑。但当这种导弹在另外一次国际展览中成功实施了完美的发射表演后，眼见为实的证据还是彻底消除了他们的不正常心态。
实践中的重要作用，可能只聚集在一次次的发射任务当中，但对学术、理论、观念、思想等方面的贡献，则会作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一直传承。1964年，梁守槃在一次干部大会上，作了有关技术工作的重要报告，其中提到的很多主张和观点，不仅事后得到了聂荣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点名赞扬，而且时至今日，依然是中国航天事业发展过程中，无数航天人在遵守和维护的重要理论和思想。比如，科技人员要坚持培养严格、严密、严肃的作风；比如，航天装备设计中的继承性与先进性的关系问题；比如，对保证技术指挥线畅通的论证等等。
也正因为有着深厚的科研能力和扎实的理论积累，梁守槃的一生既是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实质性的伟大贡献的一生，同时也是创作了等身著作的一生。
1980年，梁守槃当选为中科院院士；1988年，又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这一生，他还获得了数十项专业及其他方面的荣誉。而这些，与他叱咤中国导弹和航天事业的一生相比，完全不值一提。
梁守槃曾说：“如果掌握了基本知识、知道了是怎么一回事，那么即使没看到人家的技术细节，自己也能通过想象把它做出来。”的确，他就是一位将想象化为现实的航天巨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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