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资本逻辑的政治本体论批判

作者简介：鲁绍臣，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内容提要：当代政治与经济、权力与形式、国家与市场、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高度一体化的新自由主义资本逻辑，使得从单一的人本主义、生产逻辑、政治逻辑、交换逻辑视角出发的诸种批判分析都面临困境，从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权力逻辑与形式逻辑的双重视角来分析和批判资本逻辑的尝试成为必要。本文认为，新自由主义的资本逻辑既非早期的原始积累逻辑，也非基于交换的纯粹商品逻辑，而是使共有物私有化的垄断性竞争逻辑，它使得权力的领土逻辑与资本逻辑达到了高度统一，也彰显了从政治本体论视角对其展开分析和批判的重要性。而瓦解新自由主义资本逻辑的基本路径和策略是对共同体的全方位守护。 

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辩证政治内涵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通常会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视为古典政治经济学之经济主义的延续与继承，但正如阿尔都塞所言，材料和内容并非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或者说，马克思并非完全不考虑使用价值和价值中实体和量的物质性内容，但只有一定的经济关系，即作为交换价值物质基础的使用价值，才是马克思所要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对马克思来说，价值、交换价值和剩余价值等政治经济学重要范畴的根本内涵是作为交换关系之基础的政治和权力关系，因此，商品之间形成的共时性交换关系的根本内涵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权力和政治关系。

阿尔都塞指出：“古典经济学只能在‘天真的人本学’的条件下认为经济事实属于同质空间，即这些经济事实的实证性和可计量性的空间，因为这种人本学把经济主体和他们的需要当作经济客体被生产、分配、获取并消费一切行为的基础。”由此可见：“政治经济学固有的理论结构，就把既定现象的同质空间与那种把它的空间的各种现象的经济性质建立在人即有需要的主体(经济人的既定存在)基础上的意识形态人本学直接联系在一起了。”①因此，虽然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是对社会财富主体本质的第一次科学探索，但这种哲学人类学的劳动观“只不过是一个抽象，就它本身来说，是根本不存在的；或者……只是指人借以实现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人类一般的生产活动，它不仅已经脱掉一切社会形式和性质规定，而且甚至在它的单纯的自然存在上，不以社会为转移，超越一切社会之上，并且作为生命的表现和证实，是尚属非社会的人和已经有某种社会规定的人所共同具有的”②。在马克思看来，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失误就在于“直接把表现形式理解为一般规律的证实或表现”③。

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不同，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抛弃了关于既定经济现象的同质领域的实证观念，同时也抛弃了作为这种观念基础的关于经济人的意识形态人本学，在抛弃这两者的统一的同时也抛弃了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结构本身。”④可以说，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对生产概念的思考，也就是对生产条件的统一即生产方式的概念的思考。对生产方式的思考，不仅是对生产的物质条件，也是对生产的社会条件的思考”⑤。忽视社会权力和政治的经济学家们解释了生产在上述关系下是怎样进行的，但对这些关系本身的产生方式却缺乏洞悉。马克思对价值的形式和交换逻辑进行了政治哲学分析，从而将政治经济学表面上独立的表象解读为特定的政治和权力的实践形式。

对于阿尔都塞来说，马克思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的权力结构，并且这一权力结构直接“决定生产当事人所占有的地位和所担负的职能，而生产当事人只有在它们是这些职能的承担者的范围内才是这些地位的占有者。因此，真正的主体并不是这些地位的占有者和职能的执行者。同一切表面的现象相反，真正的主体不是天真的人类学的既定的存在的事实，不是具体的个体、现实的人，而是这些地位和职能的规定和分配。所以说，真正的主体是这些规定者和分配者：生产关系”⑥。但是，问题在于，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第1版序言中曾经明确指出，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阿尔都塞对生产关系的强调势必忽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所揭示的资本统治的中介环节，即“自由平等”的交换关系，而这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亦是新自由主义资本逻辑得以施展的重要平台与方式。

1960年代末，由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学生们发起的新马克思主义阅读学派，正是根据《资本论》德文第1版对交换关系的描述，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展开了深刻的批判。他们的导师阿多诺视交换为现代社会的同一化原则，认为交换并不仅仅是手段，也是内在地决定每一社会事实联系的前提，正是交换实现了“客观的”社会联系。⑦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海因里希(Michael Heinrich)也认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经交换产生的社会时间，“因此不可能由时钟来衡量，只能用货币来衡量”⑧。所以，不能把交换过程仅仅理解为生产和劳动过程的技术性延伸，恰恰相反，“价值的对象性仅内在于交换过程”⑨。但是，正如马克思深刻指出的那样，虽然重商主义已然比古典政治经济学天真的实体主义路径高明，但“对现代生产方式的最初的理论探讨——重商主义——必然从流通过程独立化为商业资本运动时呈现出的表面现象出发，因此只是抓住了假象”，也就是说，“货币作为独立的价值形式同商品相对立，或者说，交换价值必须在货币上取得独立形式，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⑩但是，这个基础的运作有赖于国家及其系统的法权制度，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及其法权成果是资本主义商品、特别是劳动力商品化的根本前提：“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决不是就具备了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11)巴师夏(Frédéric Bastiat)等人试图把资本主义社会理解为纯粹的商品社会，从而看不到被迫自愿出卖劳动力的工人的出现对于货币关系向资本关系迈进的根本性作用，因此只能停留于对现象的批判，而不能把握货币和商业的权力政治本质。

二、新自由主义资本逻辑的政治和权力内涵

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和原始积累的结果使得“劳动力占有者没有可能出卖有自己的劳动对象化在其中的商品，而不得不把只存在于他的活的身体中的劳动力本身当作商品出卖”(12)。但是，这并非没有阻力，“通过竞争获取利润而带来空间推动力的趋势，遭到了领土空间内由垄断权力所形成的合力的阻碍”(13)。如果资本不能在政治上克服这一障碍并形成自身的法权体系，就不可能有资本的现代逻辑，自由、平等的劳动者也就不可能诞生，因为资本逻辑必然要求劳动者“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一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说来是偶然的，因而是无差别的”(14)。也就是说，劳动分工不再与身份、种族和性别等个体的特征挂钩，劳动从中抽象出来，成为类存在，“而且在现实中都成了创造财富一般的手段，它不再是同具有某种特殊性的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规定”，而是意味着“人本身被认为是私有财产的本质，从而人本身被设定为私有财产的规定”，进而“‘劳动’、‘劳动一般’、直截了当的劳动这个范畴的抽象，这个现代经济学的起点，才成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15)

总之，资本交换逻辑的诞生和完成，即“一切产品和活动转化为交换价值，既要以生产中人的(历史的)一切固定的依赖关系的解体为前提，又要以生产者互相间的全面的依赖为前提”(16)。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不是把生产方式的性质看作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交易方式的基础，而是反过来，这是和资产阶级眼界相符合的，在资产阶级眼界内，满脑袋都是生意经。”(17)“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和在构成其占统治地位的范畴，构成其起决定作用的生产关系的资本那里，这种着了魔的颠倒的世界就会更厉害得多地发展起来。”(18)而“一旦我们逃到其他的生产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刻消失了”(19)。这表明，资产阶级国家法权系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内涵之一。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交换关系的逻辑需要一套完善的国家和法权的形式体系，以确保“尽管个人A需要个人B的商品，但他并不是用暴力去占有这个商品，反过来也一样，相反地他们互相承认对方是所有者，是把自己的意志渗透到商品中去的人格。因此，在这里第一次出现了人格这一法的因素以及其中包含的自由的因素。谁都不用暴力占有他人的财产。每个人都是自愿地转让财产”(20)。在哈维(David Harvey)看来，虽然传统的亲属关系以及种族和宗教纽带可以成为资本主义活动的空间网络，但“对于资本主义活动而言，资产阶级国家仍然是其首选，因为在资产阶级国家中，市场制度和契约法则(其中包括劳动力方面)能够得到法律上的保证，监管框架能够遏制阶级冲突和调节不同资本集团(如商人、金融家、制造业主、农民和食利者)之间的利益诉求。此外，为了有利于资本主义活动，资产阶级国家还会建立保证货币供应安全、促进对外贸易和插手外部事务的政策”(21)。

换言之，资本的交换关系并非自然而然的结果，它只有通过国家立法的方式建立了私有财产、契约和货币安全的制度框架之后方有可能。“因此，国家形成与资产阶级宪政在资本主义长期的历史地理学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22)国家自产生以来一直是、并且将一直会是资本主义交换关系最为基本的前提和载体，资本主义的存在必须以建立对于促进生产、商品交换和资本积累来说必要的法律、货币体系和国家为前提。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剩余价值的占有形式并非暴力的直接使用，而是主要依靠法律的形式进行平等与自由的交换。

如果说国家与市民社会、政治与经济的统一在传统的自由资本主义的逻辑下还具有某种外在性的话，那么新自由主义的资本逻辑则将两者高度统一起来。以哈维等为代表的双逻辑学派认为政治和权力始终是资本逻辑的核心内涵：“国家在资本的最初或原始累积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它不但利用手中的权力迫使人们接受资本主义制度安排，而且将其获取的资本私有化，并使之成为资本积累最初的基础(如在宗教改革运动中剥夺教会财产，或英国政府实行的圈地运动就是明证)。”(23)资本逻辑从一开始就离不开国家和阶级斗争，如果不理解这一点，将《资本论》理解为纯粹的经济逻辑著作，就会对在《资本论》这样一本“主要研究作为一个封闭经济系统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著作中去讨论对外贸易以及殖民贸易和开拓”(24)的做法感到迷惑不解。

但是，在这种早期的自由主义资本逻辑盛行的时代，政治和权力仍然是以外在于经济的方式凸显出来的，而在新自由主义的资本逻辑盛行的时代，政治和权力高度地隐身于经济逻辑之中。对于哈维来说，新自由主义的资本逻辑意味着现代国家权力对资本逻辑的依赖与资本逻辑对国家权力的依赖具有同等重要性，抛开任何一方都无法真正触及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哈维将这种既非纯粹的暴力剥夺又非纯粹的自由竞争的状态描述为垄断性竞争。资本的利润来源绝不仅仅是公平和自由贸易等市场崇拜的意识形态话语，而是垄断与竞争相互交织的结果，据此，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等学者提出了“权力的资本逻辑”与“权力的领土逻辑”互为支撑的观点。柄谷行人则在解读《资本论》时指出，“我们不要把《资本论》当作重工业以前或国家资本主义以前的古典，而是应该作为于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主义)时代起死回生的文本来阅读”(25)，否则就会陷入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圈套。新自由主义在意识形态宣传中不但试图用自由竞争的资本逻辑来遮蔽非资本形式的暴力和剥夺，而且用资本的自由竞争表象来掩盖其内在的权力属性，即用自由、平等和市场的话语来粉饰国家权力对资本的直接救助和补贴，或者通过制定行业标准和“版权保护”来实现垄断和租金收益。因此，“利润向租金的反转”和政府的大面积补贴是新世纪头10年“资本主义新政”的根本特征，其有如原始积累时期一样，始终试图将公共资产私有化。(26)正如哈维所言：“私有化本质上而言是指‘生产性公共资产从国家转移到私有公司的手中。生产性公共资产包括自然资源，如地球、森林、水和空气等等。这些都是政府为了其所代表的人民的利益而保管的资产……攫取这些资产并将它们作为原料出售给私人公司实际上是一种野蛮的剥夺行为，其野蛮程度在历史上前所未有’。”一方面，“剥夺性积累所做的是以极低的价格(在某些时候甚至完全免费)释放一系列资产(其中包括劳动力)”；另一方面，“过度积累的资本能够抓住这些资产，并迅速利用这些资产进行盈利性活动”。(27)

三、对新自由主义资本逻辑的批判及其困境

对于具有人本主义和左翼李嘉图主义倾向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似乎只要在经济和意识形态上消灭资本主义的交换逻辑，就可以超越资本逻辑，而超越资本逻辑的根本路径是逃离其作为中介的形式，回归丰富的实体内容，这就意味着将资本逻辑视为一种非权力、非政治的纯粹经济和意识架构。斯塔罗斯塔(Guido Starosta)认为，价值形式学派往往习惯于从“形式分析”的视角探讨革命主体的路径，其重点不再是讨论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及其剥削，而是关注资本主义一般经济形式的规定性，抑或国家形式或法律形式的规定性。(28)该学派还重提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主义的关系，并出版了一批研究《资本论》的新著。然而，所有的形式分析方法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即缺乏对政治性革命主体的探讨，鲜有的几部关于革命主体的论著也大多是从先验的或本体论的视角出发展开的。

关于这种先验和本体的革命主体理论，我们可以在阿多诺对同一性的批判以及布洛赫的希望哲学中看到淋漓尽致的表达，同样也可以在深受阿多诺影响的当代英国学者霍洛威(John Holloway)那里管窥一二。霍洛威指出，几个世纪以来，人们普遍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讨论的出发点是商品，但实际上马克思要探讨的是财富与财富的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并且这一关系具有最为重要的理论和政治意义。在霍洛威看来，一旦人们生活于资本主义社会，就会把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表现形式视为理所当然，也习惯于用对待商品的方式来处理财富，所以，当人们思考财富时，往往思考的不是财富本身，而是财富的表现形式。“财富”一词的德文“Reichtum”原本就有“丰富性”(Richness)的含义，既意味着开放、自由和创造，也意味着原初的体验、丰富多彩的生活。财富代表了人的创造性、主体性、永不停息、永无止境。但是，这种丰富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其单一的表现形式所扼杀。因此，财富与财富的资本主义形式之间并非同一的关系，财富总是试图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有限性，而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财富本身与资本主义性质的财富进行区分，这种区分对于我们理解反抗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和社会斗争至关重要。

霍洛威因此认为，《资本论》中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重点在于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资产阶级性质：对于资本家来说，所有的财富都是而且必须是货币或商品；而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财富是人类自由的创造力、生命的丰富性，是那些不愿意被规训、被商品化的本真性世界的存在，它们旨在形成自由人的联合和合作，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则表现为去总体化的分离性力量。因此，马克思对财富的批判就不仅是反对财富的商品化存在形式，而且也是反对拜物教的思维方式。对于个体而言，这种批判也是一种自我批判的精神，一种良知忏悔的行动，一种从拜物教重回人本身的努力，即社会的表象本身构成了一种自我的对抗和分离，财富的商品表现形式也就不再是理所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政治斗争的核心就在于：是将资本主义视为理所应当的社会存在，还是争取共产主义的来临。这一矛盾和对抗形成了劳动与资本的剥削式的对抗之外的人性对抗。在霍洛威看来，波斯通(Moishe Postone)在《时间、劳动和社会统治》一书中虽然把价值与物质财富之间的矛盾作为分析的核心，但却未能从生活经验、生命情感的视角来理解这种矛盾和对抗以及对商品化的抵制、甚至反叛，从而也就未能把财富与商品形式的对抗理解为阶级斗争，进而难以深入理解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动力之源。因此，霍洛威认为《资本论》不只是一部社会认识论的著作，更是一部分析内容与形式之对抗和斗争的名著，如果我们不能克服结构主义的流毒，就无法在日常生活和生命活动的过程中形成抵抗资本主义的力量。(29)

其实，将财富和劳动的多样性与商品和价值的同一性对立起来是西方哲学的传统，这一传统也影响了诸多当代左翼思想家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解读，甚至会陷入新自由主义资本逻辑的意识形态陷阱，即严重忽视经济和价值形式的权力属性。与霍洛威寄希望于通过逃离的方式解决资本主义的问题不同，马克思始终将真正的自由和解放与工人的团结及阶级斗争结合起来，认为夺取政权并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才是进入到无阶级社会的必经之路。放弃这一路径，拒绝任何工人国家的想法，注定了霍洛威思想的局限性。同样，胡迪斯(Peter Hudis)也认为，对于马克思而言，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关键不在于消灭交换，而在于抑制交换背后存在的权力和支配的逻辑。否则，真正的社会主义将根本不可能出现。如果意识不到这一点，仅仅把资本主义问题归结为承担交换中介的货币，从而人为地“取消货币”，只会导致马克思所反对的“粗陋的共产主义”。(30)实际上，马克思早在青年时代就表明了他对将“是”与“应当”对立起来的不满。也就是说，从一开始从事自己的思想事业，马克思就不同于康德主义及这种传统中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哈维也强调指出，马克思是一个革命的人道主义者，而不是目的论式的伦理主义者。(31)因此，正如杰伊(Martin E.Jay)所批评的那样，新马克思主义阅读学派的价值形式分析路径缺乏政治和权力的视野，仅从交换出发分析现代社会，是一种“危险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32)。亦如英格?艾尔伯(Ingo Elbe)所指出的那样：“在这一背景下，马克思消除了市场辩护士历史哲学式预言的神秘色彩，同时确定了‘一切政治的范围’及纯粹道德的范围。马克思似乎在反驳(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抽象否定的乌托邦式尝试，或者说在反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荒唐的乃至发展为恐怖主义的‘自我净化’的尝试。”(33)

四、瓦解新自由主义资本逻辑的当代尝试：守护共同体

阿多诺等人虽然深刻地揭示了货币的等价和同一性特征，但却忽视了其深刻的国家和政治的本体论内涵及其深层的阶级属性，从而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由文化工业和理性形而上学推动的结果，未能真正认识到货币作为资本主义的价值形式，作为所有社会关系得以组织起来的真正“太阳”，承担着支撑整个社会的本体论角色，而这恰恰是资本的权力和政治逻辑的结果。只有受权力主导的交换价值才会只遵循自身的逻辑运动，黑格尔之所以陷入幻觉，就在于他单方面地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而在马克思那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用概念呈现出来的方式，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洛霍夫(Ernst Lohoff)主张，资本主义不但起源于暴力，而且自由市场也是由暴力来维持的，因此全球化日益增加的隐性暴力并非暂时的畸变，而是资本主义的根本内核，而商品形式又是这一暴力内核的具体表征。在洛霍夫看来，对商品形式的赞美和辩护，是从霍布斯到黑格尔等现代哲学家一贯的做法，它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暴力和阶级统治的本质，而新自由主义则将这种非意志、非契约的“自由剥夺”方式发挥到了极致。(34)

应该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第四章中对资本逻辑的政治和阶级内涵已经有了明确强调：“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不仅包含着阶级关系，包含着建立在劳动作为雇佣劳动而存在的基础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它是一种运动，是一个经过各个不同阶段的循环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又包含循环过程的三种不同的形式。因此，它只能理解为运动，而不能理解为静止物。”(35)在我看来，停留于商品拜物教会忽视具体的阶级斗争的关键作用。杰克森(Robert Jackson)认为，正是通过阶级斗争给立法机构施加压力，议会才可能通过保护工人的法律，因此阶级斗争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政治力量。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并非对拜物教的批判，而是对构成拜物教基础的生产方式的批判。(36)

阿尔都塞看到了基于资本逻辑的国家和政治在逻辑上的前提性，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权力和剥削关系，就不可能有雇佣劳动者，因此阶级斗争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前提，阶级的对立就内嵌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中并成为其核心。从某种意义上说，阿尔都塞精彩地阐释了资本逻辑的政治条件、意识形态条件和物质条件，以及为维护和巩固这些条件在生产之中和生产之外展开的殊死斗争，离开国家和意识形态机器的掌控，资本的逻辑就将崩塌，因此，《资本论》及其手稿是一部革命政治著作，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再止于反抗不公正，而是要通过夺取政权彻底消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本身。但是，阿尔都塞却认为，绝不能再陷入到从价值抽象出发展开分析的圈套之中，换言之，阿尔都塞试图通过否定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来凸显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政治性和革命性，因此对这种政治和权力的独特表达形式缺乏应有的重视。

巴索(Luca Basso)认为，政治哲学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根本内涵。(37)他的证据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版的后记中明确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之所以将资本主义政体理解为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终的形式，就在于其根本不能理解阶级斗争，或者忽视了阶级斗争对政治经济学的影响。但是，阶级的政治斗争又不可能脱离资本主义特定的生产方式而得到理解，两者并非可以还原的关系。这就形成了资本的内涵逻辑与表现逻辑之间相互支撑的双重关系。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认为马克思将资本视为自我运动的实体、拥有自身过程的主体等等，就会将资本看作无人身的社会统治，而这就必定与马克思将阶级斗争视为资本主义生产规律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的观点相冲突。因此，如果说资本是当代社会的主体，那么这一主体的前面就应该加上一个“伪”字，因为一旦离开阶级斗争和权力的逻辑，这一主体所建构的社会形式就将轰然崩塌。

总之，如果说阿多诺等人只看到了交换的形式同一性，而忽视了其背后的政治和权力属性，那么阿尔都塞的困境则在于对交换形式同一性的忽视。如果说阿尔都塞关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将废除一切法权”的主张在今天仍有意义，那么这种意义主要是反抗将公共资源、文化和文明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逻辑。因此，当代瓦解新自由主义资本逻辑的根本路径在于通过国家和阶级政治的路径守护人类共同的资源，使公共知识和精神不被私有化。不过，正如奈格里(Antonio Negri)和哈特(Michael Hardt)等人所指出的，人类生活固然离不开空气、土地、海洋等公共的自然资源，但今天的共同体更是由知识、信息、交往技术等要素组成的整体。(37)在新自由主义背景下，资本的增殖和积累主要依靠不同于传统暴力形式的对共有物的占有和挪用来实现，所以我们需要在资本的关系内部来分析和研究共有物是如何被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仍然是对共有物进行侵占的资本主义，只是这种侵占变得更加复杂和隐蔽。因此，新自由主义的资本逻辑并未超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范围，而是更加集中地将生产关系的权力属性内化到交换关系之中。而瓦解新自由主义资本逻辑的阶级斗争的主线就在于反抗以市场和交换为形式对共有物的挪用和占有，以避免当代金融危机频繁发生以及贫富分化日趋严重的恶果。我认为，这种守护共有物不被侵占和挪用的阶级斗争可以等同于科学共产主义所依托的实践唯物主义。

注释：

①阿尔都塞、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187-18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5页。

④阿尔都塞、巴里巴尔：《读<资本论>》，第190页。

⑤同上书，第209页。

⑥同上。

⑦Theodor W.Adorno,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Polity Press,2000,p.31.

⑧Michael Heinrich,“Reconstruction or Deconstruction,Methodological Controversies about Value and Capital,and New Insights from the Critical Edition”,in Riccardo Bellofiore and Roberto Fineschi(eds.),Re-reading Marx:New Perspectives after the Critical Edition,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9,p.91.

⑨Michael Heinrich,The Science of Value,Hamburg:Westfalisches Dampfboot,1991,p.173.

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5、584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8页。

(12)同上书，第196页。

(13)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沈晓雷、初立忠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80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页。

(15)同上书，第28、179、29页。

(16)同上书，第50页。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3页。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936页。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93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8页。

(21)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第75页。

(22)同上书，第74页。

(23)同上书，第75-76页。

(24)David Harvey,Spaces of Capital: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1,p.284.

(25)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赵京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250页。

(26)Costas Douzinas & Slavoj Zizek(eds.),The Idea of Communism,London and New York:Verso,2010,p.VII.

(27)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第131、121页。

(28)Guido Starosta,Marx's Capital,Method and Revolutionary Subjectivity,Brill,2015.

(29)John Holloway,“Read Capital:The First Sentence,or,Capital Starts with Wealth,Not with the Commodity”,Historical Materialism,2015,23(3),pp.3-26.

(30)Peter Hudis,“The Ethical Implications of Marx's Concept of a Post-Capitalist Society”,in Michael J.Thompson(eds.),Constructing Marxist Ethics:Critique,Normativity,Praxis,Brill,2015.

(31)David Harvey,Seventeen Contradictions and the End ofCapitali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

(32)马丁?杰伊：《法兰克福学派史(1923-1950)》，单世联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00页。

(33)英格?艾尔伯：《在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和种种马克思主义之间——马克思理论的几种解读方式》，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年第3期。

(34)Ernst Lohoff,“Violence as the Order of Things and the Logic of Annihilation”,in Neil Larsen,Mathias Nilges,Josh Robinson and Nicholas Brown(eds.),Marxism and the Critique of Value,MCM',2014,pp.225-284.

(3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第121页。

(36)Robert Jackson,“Subjectivity in Marx's‘Capital’”,http://historicalmaterialism.org/conferences/sixth-london-conference/sessions-an,2010/5/13.

(37)Luca Basso,Marx and the Common,From Capital to the Late Writings,Brill,2015.

(38)Michael Hardt,“The Common in Communism”,in Costas Douzinas & Slavoj (eds.),The Idea of Communism,p.136; Michael Hardt & Antonio Negri,Common Wealth,Belknap Press,2009,pp.281-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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