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晋：阿拉伯之春的历史轨迹

近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接受媒体专访并谈及西亚北非局势时表示，不管是什么类型，都告诉我们一个事实，那就是变革最终必须符合当地的国情和社情，符合自身的发展阶段和水平，并且能够给普通百姓带来实惠。

王毅外长的评论，在阿拉伯之春五周年之时，显得尤其准确和恰当。

扩展的研究议题

在五年之前的2011年，时任突尼斯总统本·阿里在全国范围内的声讨浪潮中落荒而逃。然而当时恐怕没有多少人预见到，突尼斯的政治变革会酿成整个地区的巨大动荡。后街头运动时代的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巴林、摩洛哥、叙利亚等国绝大多数仍在动荡与战乱中苦苦煎熬；伊斯兰国组织武装脱胎“基地组织”（卡伊达）母体并急速扩散，在碎化的政治格局中不断滋长；冷战后俄罗斯首次出兵中东，以沙特和伊朗为核心的两大伊斯兰宗派阵营对决由幕后转向前台，中东多极力量重组，地缘版图畸变；中东难民潮呼啸涌向欧洲，法国遭受恐怖主义袭击震动全球；沙特油价战更从能源和经济层面冲击世界地缘政治。整个中东地区甚至世界都感受到了动荡带来的威力。

其实对于学术界来说，阿拉伯之春仍然是一个极具争议的定义，不同的学术视角往往会有着不同的分析内容。阿拉伯之春带来的不仅仅是政策分析中的震撼，绝大多数学者和地区观察家，恐怕在当时都没能预见到一次小规模的政治变化会带来如此巨大的地区影响。

因此在阿拉伯之春爆发之后，关于阿拉伯之春的各种分析也纷纷出现，在原因方面，包括政治参与、民主变革等政治方面的理论，经济压力、失业人口等经济方面的解释，年轻人比例高、社会控制不足等社会方面视角，网络舆论等方面的网络因素，甚至军队－政府关系都被纳入了对于阿拉伯之春的分析范围之中。

而阿拉伯之春更带来了新的研究议题，包括动荡之后产生的原教旨主义扩张、难民危机的变化与发展、地区部落甚至家族之间的相互关系、旧有政党和新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地区能源与地缘政治变革等等，都使得传统中东研究中“大国对立”、“教派冲突”等标签不再适合，中东研究的对象和内容都得以极大的扩展。

幸运的突尼斯与动荡的利比亚

中东政治动荡的爆发，客观来说，其实是在当时复杂社会条件下，中东地区民众对于政治现实不满以及社会生活压力的一次大爆发，当然了，在爆发的过程中，确实受到了来自于外部力量的影响和干预。但是总的来说，我们不能忽视阿拉伯之春爆发原因的“内生性”。

比如在突尼斯，2011年之前，突尼斯经济和社会遭遇多重困难，政治体制僵化让很多人不满，而时任总统本·阿里对身边亲信腐败放任的态度，更激化民众反抗情绪。2010年底，失业青年穆罕默德·布瓦齐齐自焚，成为整场斗争的导火索。

不过突尼斯是幸运的，其政治进程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的稳定下来。在动荡之后，变化的局势和不安的社会秩序是一个必经阶段，如果能够成功的设置各种游戏秩序，随后的政治稳定将会到来；而如果各方在敏感问题上相互竞争，不肯让步，那么最终将必然导致局势的持续动荡。突尼斯在2011年之后，尽管经历了多次选举，但是各个政治力量能够接受选举规则。

尽管当前突尼斯国内仍然受到内部不稳定、经济发展放缓，以及外部邻国利比亚乃至阿尔及利亚极端组织的威胁，但是突尼斯已经逐渐走上了稳定的道路。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突尼斯民众最为关心的政治议题，已经从2013年的“安全”变为了2016年的“经济发展”和“增加就业”，这也说明了突尼斯国内安全形势的好转。

当然了，突尼斯在转型之中仍然有着诸多不和谐的因素，比如突尼斯也曾经出现了“街头政治”，也曾经出现了政治人物遭到暗杀这样的事件，也有国内伊斯兰主义者和世俗主义者之间的巨大纷争，但是应当看到的是，突尼斯已经逐渐摆脱了动荡之后的混乱局面，国家已经逐渐走向正轨。

同样是强人政治被推翻，同样是北非的邻国利比亚命运就大不相同。利比亚的政治变革经历了暴力与血腥，而且中间掺杂着外部势力的影响；利比亚自身历史形成的特殊国情以及松散的民族认同感和强烈的部落身份意识，都在长时间内阻挠着利比亚国家身份的统一。

2011年之后利比亚国内政治舞台上长期形成了的黎波里和托布鲁克两个政府的分裂局面。2014年，利比亚民兵武装“利比亚黎明”攻占的黎波里，组建“救国政府”；利比亚政府和国民代表大会被迫迁往东部城市图卜鲁格。自此该国出现两个政府分庭抗礼的局面。2015年12月，两个政权在联合国的斡旋下签署《利比亚政治协议》，同意结束分裂、共建民族团结政府。但因为双方就新政府的具体人员名单未能达成一致，政治分裂仍然持续。

与政治分裂相伴的是利比亚国内的秩序动荡和极端主义扩张。利比亚国内武装派别林立，各个武装派别根据彼此之间不同的部落从属、家族关系、宗教背景乃至对于政治利益的不同，追求相互抱团。而在利比亚国内反卡达菲内战中广布民间的大量武器，使得利比亚未来军事统一困难重重。

利比亚的地方政治碎化以及大量的非法武器资源，成为了极端组织如伊斯兰国组织扩张的机会，伊斯兰国组织在利比亚的分支机构已经成为了除了伊拉克和叙利亚之外的重要控制区，对于整个北非的安全形势和全球反恐局面形成了巨大的威胁。

埃及仍面临挑战

阿拉伯之春之中，唯一恢复正常政治秩序的国家就是埃及。在埃及国内，对于埃及2011年推翻穆巴拉克政府“革命”以及现在是否仍然是“革命”阶段，仍然存在着不同的解读。2013年塞西和埃及军队接管政权之后，埃及政治逐渐实现稳定；埃及现在也迎来了很多投资项目，而且有些项目已经处于实施阶段；埃及的商业逐渐开放，更多的投资机会可以帮助民众发财致富；埃及的少数群体，像信仰基督教的科普特人等，重新获得了平等的权利；埃及也正在重获其在中东地区的大国甚至领导者的地位。

不过埃及国内动荡后遗症仍然存在，比如民众对于塞西政府的批评仍然不绝于耳，普通民众的批评包括埃及军警部门腐败、不尊重人权，埃及司法机构“被控制”，有尊严的工作太少且分配不均（塞西总统曾经号召“大学生也可以开长途卡车”，遭到不少民众非议），塞西政府发展各类项目“拍脑袋”（比如新城项目、新苏伊士运河项目都有不少反对声音），埃及国内安全局势仍然复杂（比如伊斯兰国西奈分支就长期威胁埃及西奈乃至整个埃及国内安全）。

埃及反对党也批评埃及“革命已经失败”，一些极端宗教人士认为埃及宗教自由不复存在等等，这些都是埃及政府所将面临的挑战。但是，能够在动荡之后浴火重生，可以说埃及是幸运的。

如果我们放得再远一些，视角在大一些，甚至包括沙特和海湾国家内部的巨大变动、国际油价的波动、美国、俄罗斯和西方国家在中东的博弈、伊朗重新融入国际社会、巴以和谈停滞不前、土耳其“新奥斯曼主义”崛起、库尔德问题复杂化甚至整个中东局势的复杂化，都可以视为阿拉伯之春之后所波及的范围。

阿拉伯之春，正是敏感事件之间的相互影响，才使得中东成为了一个复杂的地区。五年的事件，其实放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恐怕并不长；而许多的重大事件，恐怕仍然难以盖棺定论。复杂且重大的历史事件，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维度下，往往会有着诸多不同的意义，更会在未来对于不同的行为体产生诸多不同的影响。

作者是以色列海法大学政治学院国际关系博士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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