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门亚投行 中国为何选他

亚投行正式成立已进入“倒计时”。8月下旬，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第六次首席谈判代表会议，将确定候任行长人选。今年底前亚投行正式成立后，在首次理事会上，将候任行长选举为行长。

7月6日，财政部在网站上悄然发布了一则消息：中国政府正式提名金立群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候任行长中方候选人。

在许多人看来，金立群获得提名是意料之中。这位被英国《金融时报》形容为“温文尔雅、老到干练”的中国财政部前副部长，以在国际金融界长袖善舞而闻名。一年多来，为筹建亚投行，他常在世界各国间来回奔波。此次获得候任行长提名，也可谓众望所归。

金立群

选择走进财政部

2015年，中国倡导的政府间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亚投行成为全球性事件，金立群担任亚投行临时多边秘书处秘书长，再一次亲历历史。

熟悉金立群的人都知道，他精通英文，法语不错，同时中国古典文学造诣也颇深。在海外的一次论坛上，他曾借用莎翁的“无是生非”(MuchAdoaboutNothing)为与会的外国学者解释“不折腾”的内涵。

这与他的早年经历有很大关系。

金立群出生在江苏常熟的一个教师家庭，初中时就对英文十分着迷。他在一篇文章中回忆，在江苏南菁高中就读时，他有空就会去图书馆读书，“主要是英文书”。而入学伊始，他写的一篇英文短文，因为“难度超出了高三学生的理解水平，所以有点小轰动”。

金立群生于1949年，与共和国同龄，而他个人的命运也与新中国的发展紧密交织。

他上高中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金立群和那个年代的许多年轻人一样，中断求学生涯，奔赴农村，一待就是10年。这期间，他“种地、修水利、造桥、搞乡镇企业、教书”，同时坚持自学，而莎士比亚的剧本是他最重要的学习资料之一。

金立群的回忆文章中写道，在下乡期间，他与高中英语老师廖慕禹保持了一段通信往来，后者寄给他一些二十世纪30年代英国原版的莎士比亚戏剧剧本。这几个剧本，“是陪伴我在乡间长夜中自学时的良友。”

1978年，恢复高考后，研究生制度也恢复了。没有读过大学的金立群考上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文学专业研究生，师从著名学者王佐良、许国璋。

他的同班同学、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刘润清回忆，班上十来个人中，金立群是年纪最小的男生，他脑子转得很快，嘴皮子很灵，学习努力，爱发言，与其他同学一起讨论问题时，很自信。许国璋曾夸他说，“这个小boy（男孩）非常clever（聪明）。”

毕业时，金立群获得了留校任教的机会。其时，中国刚恢复在世界银行的合法地位，财政部请许国璋推荐一位研究生毕业生到世行中国执行董事办公室工作，许老推荐了金立群。

金立群本有些犹豫。许国璋告诉他，“中国有一百个英国文学专家差不多也够了，但是缺少财经的专家。我相信你是能做好的。”金立群选择走进了财政区。双角色的“秘密”

进入财政部不久，金立群先后赴乔治华盛顿大学和波士顿大学经济系研究生院学习。而在世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经验，也让他有了更为广阔的视野。

他曾主持翻译美国作家罗恩·彻诺的畅销书《摩根全传》（再版名《摩根财团》），并与时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的斯特恩合著《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介绍世行的发展观点与中国的发展经验。

2012年6月，在欧债危机愈演愈烈之时，时任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投）监事长的金立群与在伦敦政经学院任教的女儿金刻羽共同署名文章《欧洲各国应停止争吵，向亚洲学习(EuropeshouldstoparguingandlooktoAsia)》，发表于英国《金融时报》。

文章将欧洲各国之间讨价还价、拖沓无为的做法，与1997年那场金融危机中亚洲各国果断紧缩财政、调整经济结构的行动相对比，为欧洲各国开出了解决问题的“处方”，同时阐释了中国在欧债危机中所能发挥的作用。

深耕金融领域的同时，金立群对莎士比亚以及英语文学的热爱也没有停止。他曾在文章中透露，自己收集了“英美出版界半个世纪以来出版的最好的莎士比亚全集，各种版本一应俱全”。此外，他还以恩师王佐良《英诗选集》为蓝本，对原作进行修订、注释和解读，出版《英国诗歌选集》一书。

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孙有中第一次与金立群见面，读到了他案头上的这部文学研究作品，他问金立群，文学与金融有何关系？金立群告诉他，在伦敦，一位英国的金融界高层也曾问过他相似的问题，自己当时便以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的名句作答，解释其中包含的商业门道。

非凡的时间管理能力大概是金立群能够兼顾官员与学者双角色的秘密。这部分源于“文革”时期的习惯。他回忆说，自己常在一天辛勤的劳动后，挑灯夜读、“像挤柠檬那样狠命地挤”时间学习。

更重要的，也许是对这种习惯的坚持。金立群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自己“在飞机上、火车上、酒店里，只要坐在那儿，我不是看书，就是写文章”。

“当你看一天，时间差别不大，当你看十年，时间差别是很大的。时间就是这么来的，每一天都会过得比较有意思。”他说。

一个更重要的使命

翻开金立群的任职履历，可见其与中国金融事务对外开放轨迹的高度吻合。从世行中国执行董事办公室到财政部外事财务司，到世行任中国副执行董事，再到财政部世界银行司，以及部长助理、主管对外事务的副部长，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接触国际金融事务的政府工作人员，金立群一直活跃在双边和多边合作的国际舞台上。

1998年，金立群受命负责中国政府10亿美元全球债的发行。那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第一笔独立依靠自身信誉发行的亚洲国家主权债券。金立群展现了出色的游说能力。

2003年8月，时任中国财政部副部长的金立群在激烈的角逐中胜出，成为亚行成立以来第一位中国籍副行长，主管亚行南亚、湄公河区域及私人部门贷款业务。

在他的任期内，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取得进展。金立群曾表示，次区域合作与区域合作、全球合作相辅相成，而非相互排斥。在全球化浪潮面前，建立密切的次区域合作将成为一个地区参与更广泛的国际合作的先决条件。

在亚行的任期结束之后，金立群成为中投监事长，与现任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共事，共同执掌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的主权财富基金。2013年5月，他调任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简称中金公司）董事长，进入投资银行和证券服务业。

至此，从政府主管部门到国际金融机构，从主权基金到私营部门，金立群已将金融行业的主要角色一一体验。三十多年的积累，指向一个更重要的使命。

2013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东南亚期间，提出了建立亚投行的倡议，得到亚洲各国的良好反馈。一年以后，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卡塔尔、泰国在内的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签署《筹建亚投行的政府间框架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录》）。

此时，金立群已经以亚投行中方筹建工作组组长的身份开展了数月的工作。在这次会议上，他也被推举为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

进入2015年，亚投行创始成员国迅速扩展到57个，遍布五大洲。这期间，金立群和他的团队向相关国家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解释工作。

始终强调发展中国家利益

金立群曾指出，中方倡导建立亚投行，目的是尽可能满足亚洲地区基础设施融资需求巨大的客观需要。

这是他擅长的领域。在亚行的5年，金立群秉持实现自身经济社会发展才能从根本上减轻贫困的理念，极力推动所管辖的南亚、湄公河区域内的基础设施建设。这除了是职位本身的要求，对金立群来说，可能还有一种情怀牵挂其中。

金立群多次说，自己“在感情上始终没有离开农民”。这是“文革”期间的农村生活给他打上的烙印。金立群曾回忆说，在他夜间学习时，“那些好奇、淳朴的村民，偶尔会透过窄窄的窗户中看上一两眼，似乎非常欣赏我的勤奋”。他们非常关心他，从未称他“臭知识分子”。

无论是在中国政府，还是在亚行任职，“只要是对农村和农民有利的政策”，金立群一定会努力去推动和执行。在那篇文章中，金立群写道，在亚行，每当看到一个偏僻的村庄通了路，一户农家通了电，或者一块土地因安装滴灌设备而长出郁郁葱葱的草木，他都十分欣喜。

“如果我当年奋斗在农村的结果，只是改变了我个人的命运，而没有利用我个人命运的改变，去改变当年和我朝夕相处的农民以及他们子女的命运，这是我的失败，不是成功。”在另一篇文章中，金立群如是说。

深厚的农村情结也使得金立群一向对发展中国家议题尤为关注。从世行到亚行，在多边合作的国际场合上，金立群始终强调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1999年9月，时任财政部副部长的金立群在一次发展中国家高层会议上说，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本国的结构调整和制度建设，使本国经济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要求；二是通过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使全球化经济体系能够从制度上体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要求，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机会和空间。

在那次会议上，金立群这样为自己的发言作结：“希望在即将到来的二十一世纪里，发展中国家将不再是全球化的追随者，而是全球化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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